域外法治文化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其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地方，深入研究其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资源和积极成果，有助于开拓视野，启迪思想，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
对他人的侵害行为不只是影响直接受害人的定在，而是牵涉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所以犯罪的本性也起了变化，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44]同前注[25]，毛泽东书，第297页。
因此，公共权力机关有责任来解决现代社会的贫困和两极分化问题，尽管这非常困难而令政府苦恼。[30]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或决议，一直重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必须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了实现和提升人的自由度，必须培养人的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教育和训练。【摘要】 人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56]这说明，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法治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常态化地将该制度实施情况向常委会报告。
备案与审查性质不同，是立法监督工作的两个环节、两种制度。激励失灵的原因并不在于重要机关缺乏发现规范冲突的能力，而是由于现有的制度环境使其无法将所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审查建议。此时，实体权利的重要性便成为一把不可或缺的标尺。上述三个问题之所以制约着审查请求的提出，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于审查机制本身。
[13]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7-14页。进入专题： 法规审查制度 。
[28]有公民及律师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是否违反《母婴保健法》提出审查请求。首先，系争法规所限制的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且所影响的人群甚广。同时，我们还期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通过对该行政法规的审查建立一套审查程序，逐个审查那些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却至今仍然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促进国家法制统一。但是，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
相反，在改革时机和路径选择上应当照顾到法规审查制度目前的成熟度，在确保该制度活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引入各种筛选机制，以避免因小失大。不同主体申请所呈现的冷热反差表明，当初立法者期望主要依靠重要国家机关参与监督、维护立法秩序统一的初衷并未得到实现。[79]参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法规审查备案室工作人员曾经叹过苦经：难度在于法规备案审查多涉及国务院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和规章等很多已经成型、生效的规定，怎么去操作，是个问题。
因此，重要国家机关保持沉默也是合情合理的。成都公民唐福珍、江西宜黄钟如琴等3人不惜以自焚的方式向非法强拆说不。
缺少启动与运行制度的发动机——民众的参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被动审查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即有权的国家机关由于与自身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而怠于行使这一权力，而非有权主体却只能提出法规审查的建议——这一建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任何拘束力。
除了产生广泛影响的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劳动教养制度等审查申请之外，有学者曾提出对二元户口体制及城乡二元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其次，立法上长期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也不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经常使系争法规被废止或撤销。[69]有地方人大工作人员曾经表达了类似的顾虑：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对相关领域情况更为熟悉，对如何有效规范有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在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立法者对另一些制度生态照顾不足。具体而言，这些审查建议，必须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不揭人短、慎用监督成为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双赢选择。
[54]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后，北大法学院三博士提出审查建议，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事实上，两者之间在制度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40]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26、27条。[20]显然，仅有公民、法人、其他国家机关提出申请，意味着作为《立法法》第90条第1款申请主体的重要国家机关在此期间却并未提出审查建议。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审查建议均未能获得回应，石沉大海[60]成为最普遍的结局。[44]参见《立法法》(2015年)第100条第2款。
[85] 笔者认为，上述建议尽管符合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且被诸多比较法先例所证成，[86]但如何在我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加以实践则需要斟酌。此举并不符合《立法法》，值得商榷。[40]根据提案主体的政治地位及重要性程度，不同主体的提案程序也依次形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程序关卡越来越细密严格的差序格局。[66]辰光、唐小羊：辽宁劳教人员张斌被殴致死案：中央领导作批示，载《华商晨报》2003年7月11日，第4版。
因此，立法法不动规定，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才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53] 然而，与上述开放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历年提出的超过1500份的审查建议中，仅有3份建议最终导致相关行政法规被废止。
从建议的提出到建议被采纳，中间存在着许多规范未涉及的环节，这些环节对案件的走向和建议的命运也都将产生切实的影响。因此，在加大备案审查工作力度的同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积极主动与制定机关沟通交流，了解情况，反馈意见，达成共识，尊重制定机关劳动，提高审查监督实效。
在强调执政党统一领导、分工不分家等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对其他系统国家机关开展监督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当然，这种设置可能还有其他并未言表的考虑。
[20]宋锐，见前注[18]，第30-33页。最高立法机关对国务院的依赖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克服悖论一应当立足于在发挥重要机关甄别规范冲突功能的基础上促成冲突的解决。[34]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机关、[35]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的书面审查申请则要通过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
海量的审查申请显然是审查机关所无法处理的，因此，通过设置审查前置程序的确有助于缓解和降低审查机关的工作负荷。但是，与行政法规相比，地方性法规的影响面毕竟有限。
具备所有四个条件也并不能确保建议一定被采用。参见黎伟华：公民个人启动违宪审查机制——谁会是第一个‘幸运儿?，《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03X期，第10-11页。
[13]也有的评论道，这是我国民主立法制度化的实质进步，是完善现行违宪监督体制的重要举措，它对维护宪法权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法治立国具有里程碑性的历史意义。因此，在程序的入口上，申请主体并不面临任何筛选和淘汰的机制。